《咱们的宣传队》
作者：子荣同志
那个年头，广播里永远在唱，唱得天高地响，但还压不过咱们。不是咱们嗓门大，是觉悟高。那觉悟呀，比身高还高，光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似的。文革正火，咱们这些孩子也火，一夜之间被封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艺兵”。听着气派，其实就是会点儿乐器、唱点儿样板戏、跳点儿忠字舞，最好还能来一段革命相声什么的，挑上了就到处演出。
为什么去？宣传去。有信仰？当然也有。但更直接一点的是：宣传队有免费白米饭吃，有红糖熬的地瓜汤，馒头也白得晃眼。偶尔还能蹭到几片薄得透明的肥猪肉，虽然大多被汤泡过了三四遍。
那时生活紧巴巴，一根咸菜能扛一天。萝卜汤若咸了点儿，就能当下饭菜。谁饿？谁不饿？人人饿。再红的宣传也挡不住正在长个儿的肚子，再高的觉悟也没法跟地瓜汤馒头打擂台。咱们演出时感情真挚、泪如雨下，不全是因为剧情激动人心，有时候，是实打实的低血糖反应。
演出排得跟下饺子似的：今儿工厂，明儿军区，后天省委，公园剧场也跑，农村也跑，城镇邻里也跑，反正哪儿有场子往哪儿跑。学校来了外宾？上！开运动会？上！卡车一摇，人在颠，台词也在颠。车后斗里没椅子，只能坐道具箱子上念词，嘴里还琢磨：“今晚是不是四菜一汤？有肉没有？”有人一听说“有炒猪肝”，顿时嗓门高了半个八度，《万泉河水清又清》一开嗓，像开闸泄洪，泪跟着唱出来——饿的。
有一回，咱们在文化公园的大舞台演出，与市歌舞团同台。说是“同台”，其实是轮着上，一段接一段。人家是专业的，咱们是半路出家的，可真轮到咱们上场，台下观众有不少人真的看不出谁是谁。甚至有人转头问：“这个是市歌舞团的吗？”我们听见了，心里那个骄傲啊，差点没飘上天。当然，后来中学一毕业，宣传队里头还真有几个被专业团体挑中了，吃上了这口饭——这是后话。
说到底，不是咱们平均水平真有多高，是咱们那股认真劲儿能拧出水来。白天拉排练，晚上拉练习，一上场就跟吃了参一样精神。唱也唱了，跳也跳了，奏也奏了，台上一个鞠躬，台下掌声就像在炒锅上撒盐，哗啦啦响，响得人心里也跟着一烫。
后台永远像庙会，一片热气腾腾。女同学穿得像参加婚礼，红领巾系得那叫一个工整，辫子梳得那叫一个笔挺，有一个还在最后一秒偷偷涂多了点儿口红，说是“显精神”。男生则忙着找皮带、补纽扣，一边系，一边用肩膀顶着门，生怕别人撞进来看见他的破内裤。最怕的不是衣服破，是忘词。有一回，一个同学刚上台，人就愣住了，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嘴巴张着不合拢，台词一点儿没蹦出来。脑袋像被人敲了一棒，空得能听到叮当响。他憋了两秒，硬着头皮咕哝了几句：“同志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相当激烈的！”咱们在后台笑得人仰马翻。
还有一回，盛夏，热得塑料凉鞋踩在地上都黏脚。刚演完一场，又临时叫去加演，下了台，汗像刷过一样往下滴，喉咙也冒烟。这时候，有人悄悄递过来一根冰棒，说：“给，我买多了一根。”
一抬头，是谢晓玲（不是真名）。她平时不怎么说话，演出完总在角落发呆。那冰棒，橙子味的，带着一点糖精甜的那种，咬一口，感觉甜得耳根子都发热。我只记得，那一瞬间，心里某个角落软了一下，像甜地瓜汤泡过的馒头，不烫，但甜到心里。
她后来转学，走的时候没打招呼。再后来我在菜市场听见广播放老歌，冰棒的味道就又冒出来，跟记忆一块儿，在脑子里化开。那味儿简单，糖精、汗、青春，再加点儿糊里糊涂的心跳——很淡，但扎实。
咱们唱得投入，唱得眼红。不是装的，那是信仰在发热。那时候咱们真信——信红旗能指路，信“为人民服务”比吃饭还重要，信革命的歌能穿过工厂的烟囱、田野的泥泞，一头扎进人心里。咱们唱“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唱“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唱得义正词严，唱完就蹲下喝地瓜汤，一边喝一边说：“今天唱得特有感觉。”那感觉到底是饿出来的，还是信仰的？现在说不清。
那是个什么年代？信仰靠唱，忠诚靠跳，情感靠喊。咱们喊得撕心裂肺，跳得汗流浃背，最后在馒头香气中昏昏沉沉，一觉睡到天明。醒来还信，觉得昨天那段唱，是革命精神的高光时刻。什么算是高光时刻？谁管这个？唱着唱着就信了。
幸福不复杂。一碗热饭，一句表扬，一点掌声，能让你觉得自己就是小雷锋附体。至于是不是真感动、是不是真信仰？那得饿一饿才知道。有些人演久了入戏，有些人入戏了就信了。咱是前一种，没准慢慢就混成后一种。
如今老了，没人再跳忠字舞了。可有时候旧歌响起，人一下就回去了，回到卡车后斗里，手里端着地瓜汤，心里念着“今晚别又是萝卜汤吧”。记忆像晚霞，一片片落入心湖。
说到底，那些唱着唱着就哭的青春，也许没改变世界，但咱们真唱过，真饿过，真心实意地年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