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 “思想困境与乐趣” 相关文章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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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一个人思想越深刻，乐趣就越多
千字文华
作者：叔本华
一个人若是智力发达，就能够毫无杂念地对纯知识方面的事物产生浓厚兴趣。而且这样的兴趣对他来说才是必需品，有助于让他远离痛苦，并让身心灵感到祥和喜乐。
普通大众的生活，让人们醉心于各种满足个人安逸的渺小福利，却不得不对抗由此而生的各式不幸与苦难，旷日持久地挣扎其中；一旦停止为实际生活操劳，人们被打回原形，只能依靠自身内在时，人生就会被不堪忍受的无聊包围，如同行尸走肉，只有疯狂的激情才能稍微点燃死气沉沉的生活。
被赋予了高度精神力量的人，过着思想丰富、多姿多彩、充满了生命活力和意义的人生，其自身就承载着最高尚的乐趣之源。他的头脑只为有价值、有趣味的事物所吸引，他想要的外界刺激来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自对人生，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伟大成就的思索——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享受世上的杰作，只有他们才能透彻理解并深切感受到这些杰作的伟大之处；也只有对他来说，那些曾经伟大的人和事才真切地存在过，也只有他才感受到了他们的吸引。其余的人，不过是偶尔的过客而已，或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
这类聪明人的典型特征还包括，他比别人多了一项需求：对阅读、观察、研究、冥想和实践的需求，简而言之，他们需要不被打扰的闲暇。
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伏尔泰说得好，“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乐趣”。 因为怀有需求，譬如想要欣赏大自然的风景、文学、艺术等美好的事物，所以能享受乐趣；而对大部分人来说，即使被美景包围，也视而不见，感受不到乐趣——这就好比是我们要如何期望一个老朽之人坠入爱河呢？简直是徒劳的。
在思想智慧方面享有禀赋的人，除了日常的个人生活之外，还享受着精神的生活，并且逐渐将精神生活作为唯一的真正的生活——实际上，日常的个人生活不过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是获得精神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已。
很多人过着浅薄、空虚和充满麻烦的生活，甚至将这样一种庸庸碌碌的生活视为人生目标。而对于那些聪明人来说，会始终把对精神的追求放在其他一切追求之上：通过内在和知识的持续提升增长，生活的境界逐步提高，使之越来越连贯，并具有恒久的强度与统一性，就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逐渐成形。与之相较，致力于追求个人舒适的人生，或许其宽度确实得到了拓展，却无法加深深度。可惜的是，这种所谓的“现实生活”对大众来说就是人生的目的，却不知道自己终此一生无非是做了一场可怜的表演。
每天的日常生活，若没有激情来驱动，就十分平淡乏味；而如果有激情，又很快会变得痛苦。只有那些思想禀赋超群的人才是幸运的，他们的智力超出了意识欲望所需，能够在日常生活之外，同时享有精神的生活，没有痛苦且妙趣横生。享有精神生活，只依靠闲暇是不够的，因为人类最深层次的快乐一定来自思考能力的运用。因此，必须要有真正充足的力量，摆脱意识欲念的拘束，才有资格从事纯粹的精神活动。恰如塞内加所言，“无知的玩乐也是一种死亡，相当于活死人之墓”。
根据每个人思想能力程度的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精神生活可以无限发展没有止境——小到收集昆虫标本，观察鸟类，研究矿石、硬币之类，大至创作诗歌或哲学作品，收获思想的最高成就。
精神生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无聊，还可以使我们免遭无聊的坏影响——将自己的幸福全部寄托在客观外在世界的人们，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幸、损失，甚至穷奢极欲带来的影响，其中还包括交友不慎导致的烦恼。唯有精神生活可以保护我们远离这些危险。譬如，我的哲学虽从未带给我实惠，但是却帮我节省了许多开销——我不必为了摆脱无聊而去花费大笔的金钱以寻求刺激。
王小波：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
作者丨王小波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样子越来越糟。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更使我痛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像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充分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文化革命之后，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的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得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决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象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个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们，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还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象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一直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愚蠢的方法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理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王小波｜著，文章选自《沉默的大多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沈从文：我一生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国馆 新人文历史 2025年05月21日 21:49 山西
1 别死啊，沈从文
1949年春寒料峭的时候，沈从文自杀了。
他把手伸进电线插头上，眼看着就要触电了，儿子沈龙朱一声大喝，慌忙中拔掉电源，一脚将沈从文踹开，这才保住了他爸爸的性命。沈从文涕泗横流，一双眼睛瞪住儿子，仿佛在说：
你阻止我干什么！
第二次，他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用刀片割开了手腕动脉和颈上血管，之前还喝了些煤油。看着汩汩流出的鲜血，沈从文仿佛在想：
这次终于死得成了吧，看有谁还能阻止我。
说时迟那时快，有人破窗而入，跳进房间，用布把他的手和脖子缠住，血被止住了，他也被硬生生地从鬼门关又拉了回来。
死了两次的沈从文，被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名满天下的沈从文，为什么要这样看不开呢？
很多人说，这跟郭沫若有关。
三十年代，沈从文批判了郭沫若，说他写小说一无是处，还是写写诗算了。1948年，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是“粉红色文人”，专写与革命无关的文字，很“毒”、很“阴险”。知道郭沫若那时有呼风唤雨的地位，沈从文从内心感到害怕，他说：“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一群大学生在大学贴出大字报，还挂出了“打倒沈从文”这样的大幅标语，给沈从文带来了排山倒海的精神压力。他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沈从文应该是得了焦虑症，所以才有了两次自杀的行为。
后来，还是挚友林徽因得知了他的事，虽然她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但她还是将他接到清华自己的家里，悉心照顾。
沈从文终于好了，而且再也没有寻过短见。
有人说，自杀的人是脆弱的。能有什么事情，紧要的过自己的生命呢？为什么要自杀这么傻呢？
鲁迅先生说过：做梦的人是幸福的，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写过无数小说、对世事洞若观火的沈从文，该是梦醒的一个。可是，经过与现实的搏斗后，他却发现自己无路可走了。
无路可走之后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不走了，自我了断；要么就是开天辟地，给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自杀过两次的沈从文，选择了走第一条路，他是懦弱的。幸好第一条路走不通。于是他毅然选择走了第二条路。
敢于走第二条路的人，是真正的勇士。沈从文的一生，就是懦弱与坚强交替的一生，他不是神不是巨人，他活生生的与生活战斗的经验，对现代人其实有很多借鉴价值。
2 去耍吧，沈从文
沈从文小时候，其实死过一次。
当时他和弟弟两个同时出了疹子。大热天时，兄弟两人又发着高烧，既不能躺着睡觉，因为一躺下就要咳嗽；又不让人抱，因为一抱又全身难受。
湘西凤凰，名字听着好听，其实只是个穷乡僻壤，小孩出疹子，算是生死关头。大人都不存希望了，只好将两兄弟用竹簟卷起，立在屋内阴凉处，听天由命。
屋廊之下，同时还放置着两具小小的棺木。
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两人的高烧竟然慢慢消退了。之后弟弟长得高大结实，但哥哥沈从文却一病成了“猴儿精”。
小小年纪就已经走过鬼门关，似乎预示着沈从文一生的多灾多难；俗语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似乎又预示着沈从文即使备受命运的敲打，依然能够鲜活地挺过来。
生在湘西，面对穷山恶水，沈从文非常野性，什么都不怕。在私塾里读书，那种呆板而没有生气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一点都不感兴趣，偷偷溜出去玩。
第二天，先生问他：“为什么昨天不来上课？”
他说：“昨天家里请客。”
轻轻松松糊弄过去了。糊弄不过去的时候，大不了给老师打；老师打不够，回到家还要给爸爸打。有一次他爸爸实在气不过，嚷着要把他的手指头砍掉，他立马哇哇大哭，最终还是没砍。原来再大的事，哭一哭就好了。
后来有传记作家写过：沈从文在晚年很爱哭。他儿子立马纠正道：什么晚年才爱哭，我爸爸一生都很爱哭的。
小孩子最恶俗的一项好奇，就是看死尸。
有时沈从文偷溜出去，到西城外牢狱旁的杀场，那里躺了一批尸体。小孩子的他，不会害怕这些躺着不动的尸体，更加不会想到这些尸体背后的悲剧。他用石头去敲死尸的人头；有时用一根木棍去戳，看他还会不会动。野狗聚在尸体旁咧嘴争斗，他站得远远的，用书包预先准备好的石头，扬手扔过去，看到野狗吓得四散飞奔，对于他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虽然经常逃课，但沈从文确实很聪明：
老师抽背书的时候，他可以临时抱佛脚，读个十遍八遍，居然也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所以他总觉得：读书太容易了，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读书？还不如好好去玩！
3 奋斗吧，沈从文
沈从文一心一意想着玩，于是小学都没读完，就玩进了军队。
说是个当兵的，其实就是做土匪。
当时天下纷乱，朝不保夕，在军队里拿着武器，没准还能保一条性命。身体瘦弱的沈从文，在军队里只能做文书。
后来，他遇上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湘西王陈渠珍。
陈渠珍虽是军人，但也是性情中人。他珍藏了大量书籍，还开放自己的书房给沈从文看。从各地搜来的古书孤本，还有很多珍贵文物，勾引起了沈从文的强烈好奇心。
看着看着，沈从文逐渐变了：
原来他觉得自然的天地已经够大的了，没想到书里的世界更大。后来他不仅有古书读，还有各种各样自五四以来的新书杂志——《新潮》《改造》。沈从文苦思四天四夜，终于鼓起勇气跟陈渠珍说：
“我想去北京上学。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
没想到陈渠珍竟然一口答应：
“你到那儿去看看吧。这里给你寄钱来。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
可以说，是陈渠珍这个好上司给了沈从文放手一搏的勇气。沈从文小学都没毕业，纯粹为了开眼界就敢做个“北漂”，这份胆魄和见识，是他走向成功的根源。其实，正是因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才要敢于打破现状。打出去了，生命另开一片天地；打不出去，反正也没损失什么。
4 读书吧，沈从文
到了北京之后，沈从文直奔他姐姐家。姐夫看到这个一腔热血的愣头青，想起了从前的自己，漫不经心地说：
“你来北京，做什么？”
沈从文瞪着大眼睛，眼里闪着光，满怀希望地说：
“我来找理想，读点书。”
姐夫蹦出一声苦笑，说：
“你来读书？读书有什么用？我在这里读了整整十年书，从第一等中学读到第一流大学，现在毕业了，还不知道从哪里去找个小差事做。”
冷静了一下之后，姐夫又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劝说道：
“北京城现在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即使让你做个大学教授，又能怎样？薪水一样很低。还没有你在乡下有出息呢！”
沈从文一听，山野血性瞬间被煮沸了，慷慨激昂地说：
“我待在乡下？****那不是看着他们今天杀人，明天又被人杀，有什么意思，还什么都学不到！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跑出来的！我想来读书，半工半读也好，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肯定不行的！”
说了半天，姐夫都没说得动他回去，但还是很佩服他的胆魄。
最后，他送给沈从文一句话：
“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因为除了它，你什么也没有！”
5 进击吧，沈从文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连当时的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他参加了一轮北京高校的入学考试，通通不过。北大的招生老师看他这副寒酸的样子，好心地把报名的两块钱退回给他。但他身上，也总共只剩下七块六毛钱。
拿着手上仅有的这几块钱，沈从文欲哭无泪。他暗下决心：自学，必须自学！写，必须写！
他非常执着地练习写新式文章，非常执着地向报社投稿，但命运非常执着地一次次拒绝他：除了偶尔发表的小豆腐块，他的文章大多石沉大海。不久之后，沈从文听到当时一位编辑大人的事：在一次编辑会上，主编把一大沓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摊开，说“这是大作家沈某某的作品”，说完就狠狠地把稿件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不断的挫败，不是没有让他考虑过转行。
幸好，沈从文最终还是记起了当初姐夫送给他的一句话：
你既为信仰而来，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
悲痛也就悲痛吧，落泪也就落泪吧。等眼泪流干了，还是要继续写。
除了不断投稿，沈从文还写信给当时的文坛大佬们，希望得到赏识。其中一封信，寄给了郁达夫。郁达夫本来正处于人生低潮期，他觉得自己已经够惨的了，没想到这北京居然还有人比他更惨，他决定去看看这个年轻人。
一推开沈从文那间又霉又小的破房子的门，郁达夫震惊：
天寒地冻，屋里居然没有火炉取暖；一个面无血色的年轻人缩在一角，只穿了两件夹衣，留着两行鼻涕，用破旧的被子裹着两条腿，在桌子旁边边抖边写。
沈从文看见了几乎是破门而入的郁达夫，就像溺水的人终于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他赶紧向郁达夫滔滔不绝讲起了自己的抱负，自己在北京的惨况……就好像他要把在北京四五年间没机会讲的话一次讲个够似的。
郁达夫请他中午去吃饭。吃完饭，郁达夫把自己剩余的零钱全部给了沈从文。末了还说了一句：
“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要好好写下去。”
回到破屋子的沈从文，哇的一声扑倒在桌子上，嚎啕大哭了起来。“别死啊，沈从文，相信中国文坛将来一定会有你的名字的！”
后来郁达夫果然将沈从文介绍给了徐志摩。徐志摩刚从国外回来，接手了一个文学杂志，需要大量稿件。可是一般人写的他又看不上，幸好天意让他发现了沈从文。
沈从文没有国外留学经验，见识不多，这是他的弱势，但也正好是他的强势。他的文字，没有翻译腔，就像湘西的山水和人情，自然淳朴，即使仅仅是白描一番，也有让人惊艳的野趣。早年的行伍生涯，让沈从文积累了大量材料，加上他天赋的想象力，很快他就创出了自己的风格，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现在看来，沈从文闯北京，不仅要归功于勇气，还要归功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判断：他能写出迥异于别人的文字，能带给读者新鲜的享受。这就注定他一定能在群星璀璨的时代留下印记。
6 恋爱吧，沈从文
沈从文名声越来越响的时候，被不拘一格的胡适请到中国公学去讲课。
第一次上课那天，他原本准备得好好的，结果一进教室，顿时腿软：底下黑压压坐着数不清的人，大家都是来一睹这个新锐作家的风采的。
沈从文胆怯了，后背发凉，本来想好要说的话都不翼而飞。他和台下的学生，你眼望我眼，呆呆地对望。
一分钟过去了，他说不出话。五分钟过去了，他还是说不出话。结果，十几分钟过去了，他才开始说话，连珠炮式地一下子讲了很多，边说边在黑板上抄提纲，十几分钟就匆匆把一个小时的内容说完了。
他又转过身来，和台下的学生，你眼望我眼，呆呆地对望。
气氛更尴尬了。
于是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行字：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听课的学生哄堂大笑：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还会害羞，真是可爱。
学校里面原本妒忌沈从文名声的人，这下找到茬子了：“这样的人也配做先生，居然十几分钟讲不出一句话来！”
有人向胡适告状，宽宏大量的胡适一笑了之：“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只要不用说话，沈从文总是信心百倍，气贯长虹。
有一次他经过操场，看到一个女学生，皮肤黑黑，身材壮实，在跑道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尽头将头发一甩，转身就往回走，仍然是吹口琴。他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生叫张兆和，是苏州名门张家的千金。沈从文曾经自惭形秽，但并没有压抑住他内心的骚动。他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要追漂亮的女人。”
他第一次给人家写信，就直白地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
如此大胆的语句，倒没有把张兆和吓到：因为追她的人实在太多，沈从文条件算是最差的，她给他编了个号叫“青蛙十三号”。
说是青蛙，不如说是癞蛤蟆。
虽然没有收到回信，但是沈从文并没有放弃，一封接一封给对方写信。最疯狂的时候，沈从文甚至说如果她不跟他在一起，他宁愿去死。
张兆和真心烦了，跑去找校长胡适让他消停消停。胡适也劝了，沈从文还是不消停，那劲头，就像当年在北京一定要混出名堂来一样。张兆和虽然受不了他的烦，但翻出他写的情书，不得不说，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
……
滔滔激情，任谁读来，都抵挡不住。
放暑假的时候，沈从文甚至直接去了苏州看她，成功讨得张家一家大小的欢心，最终让张兆和心动爱上了他。
四年了，沈从文写了四年情书，终于得到了女神的青睐，喝上了婚姻的喜酒，也终于过上了自己大胆幻想过的幸福生活。婚后不久，沈从文写出了毕生最伟大的作品——《边城》，里面除了继续描写独一无二的湘西风景，还出现了一个纯真可爱的女主角——翠翠。
这个皮肤黝黑、健康天真的少女，原型就是张兆和。
7 迷失吧，沈从文
但是，翠翠虽然长得像张兆和，但她活脱自然的生命力，是张兆和所没有的。
作为千金小姐，张兆和理性有余，激情不足，而且和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
沈从文喜欢听傩戏，呕哑嘲哳，怪腔怪调，爱听昆曲的张兆和根本听不进；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张兆和觉得很奇怪，他又没钱，收那么多古董干嘛，还直说他“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性格豪爽，经常对朋友仗义疏财，张兆和整天为家里的开销发愁，更加忍受不了他的“打肿脸充胖子”。
沈从文无奈哭诉：“你爱的根本不是我，而是我写的情书！”
表面温顺、实则傲岸的沈从文，已经对现实的婚姻失望了。看得出来，他是不甘心的。
有一次他去拜访朋友，在朋友家碰见了一个叫高青子的文艺女青年。高青子早就知道他会来，原本就对天才作家仰慕不已的她，故意按照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来打扮自己，连言谈举止都和小说中无异，沈从文再次被撩得心旌摇动，不能自已。
神女有心，襄王有梦。他不可避免地爱上了高青子。
《边城》女主角翠翠的原型，除了有夫人张兆和，其实还有高青子。沈从文曾经含蓄地说：《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是他感情的寄托。
按照惯例，沈从文在小说中大量透露自己的感情生活。他有一篇小说叫《看虹录》，讲的是一个男作家在一个漫天风雪的夜晚，探访情人。窗外寒气逼人，室内炉火温存。两个情投意合的人在融融暖意中，达成了生命的大和谐。
不知道这是沈从文的亲身经历，还是他一贯的美好想象。
一边是激情，一边是现实，他非常为难。于是他不得不去拜访好友林徽因，希望得到一些指导。林徽因当然理解沈从文的处境，但她也只能说：“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学着自己慢慢去化解。”
八年过后，高青子选择离开，主动将这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斩断了。沈从文最后还是选择跟张兆和白首偕老。
当现实与理想相互冲突的时候，他只能委身于现实。
沈从文死后，张兆和整理丈夫遗稿，突然明白了些东西：“从文同我相处，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其实无论是张兆和，还是高青子，还是沈从文自己，也未必能够清楚定义出沈从文究竟是什么人：当他太过迁就理想，现实会痛；当他太过迁就现实，理想会痛。他的一生，都在接受，又在拒绝；在妥协，又在不妥协。
这就是他性格中的韧度。
这是沈从文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8 重生吧，沈从文
正是沈从文柔韧处世的性格，使他能够度过1949年的那一场精神危机。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家庭生活的不顺利，沈从文再也不写小说了。
想象一下，一个前半生以小说扬名天下的大才子，脑海里还构思了几部鸿篇巨制，有些已经开了头了，突然之间就不能再写了，这真是要了他的命。
但是，只有精神狭隘的人才会只有一条命。
沈从文不能写小说了，但他在研究文物中找到了另一条命。
早在陈渠珍手下，他就已经从一件件古董当中，发现了我们这个民族静水流深的生命力：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凝聚在器物之中。这个民族有多博大，它的器物文化就有多博大。
于是，他的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的大作家，茅盾、巴金、老舍，都已经变成了“人民艺术家”，整天出国，飞来飞去。只有他，还蜗居在北京，自愿进了历史博物馆做研究：
“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没人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不写文章的沈从文，看来是彻底落伍了、过时了。
可是他自己却说：“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
因此，可以想象他报告自己转行所取得的成就时，语气多么自豪：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
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
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
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
陶瓷加工工艺史拿下来了；
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
金石加工工艺史拿下来了；
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发展史拿下来了；
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
这些成就，都是他凭着一个人的眼力和心力，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完成的。
这一次重生，比他之前写小说的生命更强大：文字是以他的精神生活为养料的，一旦精神世界出现了郁结，文字的成色就会大打折扣；文物却是滋养他的精神生活的。在一次次对精品文物的赞叹、感悟之中，他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扩充，长养了他自身的生命力。
古人所谓的“安身立命”，大概就是此时的沈从文了。
沈从文曾经跟学生说过：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像沈从文一样，建造属于自己的“小庙”。
往往在现实和理想的夹击之下，我们的人生都造得头破血流。可是既然我们没有退路，那就擦干血泪，慢慢调整。总有一天，等到我们看到自己造出的或大或小的“小庙”的时候，我们会由衷感叹：
哦，原来那就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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