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d” 陷阱 | 认知偏差？自我局限？还是清醒者的阵痛？

斐夷所非

于 2025-06-01 14:14:54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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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专栏： cognitive science 文章标签：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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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为“脱敏”自造的。
如有歧义，请看原文。

警惕 “StPd” 陷阱：认知偏差、社会压力与个体局限的交织困境

一、“StPd 症” 的概念解构与心理机制

“StPd 症”（Impatience with Stupidity）指个体对他人认知缺陷、逻辑混乱或低效行为产生的强烈厌恶情绪，其本质是认知落差与情绪投射的综合反应。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该现象受多重机制驱动：

风险厌恶与责任转嫁心理
当个体被迫为他人错误承担成本时（如工作中替同事返工），“风险厌恶” 心理会被激活。研究表明，焦虑状态会强化对 “被连累” 的恐惧，导致对 “蠢行” 的容忍度显著下降。这种情绪本质是对自身利益损耗的防御性反应，体现了现代社会 “效率至上” 价值观对人际互动的异化。
认知优越感与达克效应
个体易因自身在特定领域的知识优势产生认知偏差，将他人的 “无知” 等同于 “愚蠢”。心理学中的 “达克效应”（D-K effect）揭示，能力不足者常高估自身水平，而能力强者则易低估他人进步空间。例如，职场中精通技术的员工可能忽视新手的学习曲线，将其阶段性失误归为 “不可饶恕的愚蠢”。
知识诅咒与沟通屏障
“知识诅咒”（Curse of Knowledge）现象表明，掌握专业知识的个体难以理解新手的认知起点。当传授者默认对方具备同等背景知识时，会对 “基础问题” 产生烦躁，如教师对学生重复提问的不耐，本质是对 “信息传递效率落差” 的负面反馈。

二、社会结构压力与情绪异化

“StPd 症” 的蔓延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密切相关：

内卷化与容错空间压缩
加速内卷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对自身及他人的容错空间急剧收缩。绩效量化考核、劳动异化等因素，使 “错误” 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效率损耗。例如，互联网行业 “996” 文化下，同事的低级失误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加剧团队焦虑，导致情绪反应升级为对 “愚蠢” 的极端排斥。
网络环境的符号化与同质化
社交媒体的扁平化传播模式，使个体被简化为 “不会坐高铁”“不懂专业术语” 等标签。“同质偏好”（Homophily）效应强化了对异见的排斥 —— 当不同观点被视为威胁时，大脑会触发防御机制，将其归为 “愚蠢” 并加以批判。这种现象在 “信息茧房” 中尤为显著，形成 “厌恶 - 排斥 - 极化” 的恶性循环。
优绩主义的价值绑架
受 “努力 = 成功” 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影响，个体将他人的 “低效” 等同于 “不努力”，进而否定其价值。例如，对 “恋爱脑” 朋友的不耐烦，本质是对 “非理性选择” 挑战优绩逻辑的抵触，反映了社会评价体系对多元价值观的挤压。

三、哲学反思：从个体情绪到集体无意识

汉娜・阿伦特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理论为 “StPd 症” 提供了深层批判视角：

平庸之恶与思考的丧失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平庸之恶” 源于个体对思考的主动放弃。当 “StPd” 演变为对异见者的暴力批判时，可能沦为极权思维的温床。例如，网络中对 “不同意见者” 的群起攻之，实质是通过标签化简化复杂问题，逃避理性辩论的责任。
朋霍费尔的道德警示
朋霍费尔在《狱中书简》中指出，“StPd 是一种道德缺陷”，因个体放弃独立判断而沦为环境的傀儡。他强调，真正的道德责任在于抵抗 “结构性愚蠢” 的同化，如纳粹统治下普通民众对屠杀的默许，本质是通过 “集体无意识” 推卸思考义务。

四、超越 “StPd”：认知重构与边界管理

缓解 “StPd 症” 需从个体认知与社会互动双重维度入手：

心理边界的厘清与课题分离
运用 “课题分离” 理论（阿德勒）区分责任归属：他人的认知缺陷若不涉及自身利益，属于 “他人课题”。例如，对陌生人的 “无知言论” 保持克制，避免过度介入他人的认知发展路径，本质是对自身情绪自主权的保护。
认知谦逊与能力互补意识
承认 “领域特异性” 差异：每个人在非专业领域均可能成为 “被厌恶的对象”。如高智商者可能在生活技能上笨拙，而 “技术小白” 可能具备卓越的人际洞察力。通过 “能力互补” 视角看待差异，可降低 “全能型自我” 的认知压力。
社会容错机制的构建
推动组织与文化层面的 “试错包容”，如企业设立 “学习型失误” 缓冲空间，教育体系强调 “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通过制度设计缓解 “错误 = 愚蠢” 的社会焦虑，为个体提供情绪解压的结构性支持。

五、结语：在差异中守护理性

“StPd 症” 本质是现代性困境的微观投射 —— 当效率碾压人性、标签替代理解时，个体终将困于认知偏见的牢笼。超越这一陷阱的关键，在于承认 “愚蠢” 的不可避免性，在保持自我精进的同时，守护对多元认知的包容。正如朋霍费尔警示：“对抗愚蠢的唯一方式，是始终保持思考的勇气与对人性的敬畏。” 唯有如此，方能避免在 “厌恶他人” 的循环中，丢失自我成长的弹性与对世界的温柔。

StPd 症：警惕陷入自我局限的陷阱

StPd 症，即“对愚蠢行为的极度不耐烦”，在当下社会中频繁出现，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心理和社会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StPd 症的成因

被迫承担责任
- 在工作和生活中，人们常常被迫为他人的错误或低效行为承担责任，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例如，工作中因同事的失误而被迫加班，这种“被迫”让人感到不公，从而产生烦躁情绪。
- 人们普遍具有“风险厌恶”心理，不愿意为他人的“蠢”行为买单。在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中，这种情绪尤为明显，因为焦虑情绪会进一步提高对风险的厌恶程度。
无知且理直气壮
- 有些人对自己的无知毫无察觉，甚至表现出理直气壮的态度。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达克效应”，即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低估他人的能力。例如，有人在不了解某个领域的情况下，却对他人进行无端质疑。
- 在交流中，人们往往存在“知识诅咒”，即假定对方拥有和自己一样的背景知识，从而忽略了双方心智模型的差异。这种偏见导致我们对别人的“无知”产生不耐烦。
网络环境的加剧
- 网络环境中，人们的形象被极度符号化和扁平化，我们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来想象他人的生活。这种片面的了解容易引发对他人行为的误解和不耐烦。
- 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建立联系，对不同观点产生天然的排斥。这种“同质偏好”使得我们在面对不同意见时，容易将其视为“蠢”行为，进而产生负面情绪。
社会压力与自我保护
- 在高度内卷的社会中，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努力追求成功。看到那些不努力却理直气壮的人，会产生无奈和失望的情绪，甚至觉得自己被否定。
- StPd 情绪往往是对自身努力的一种保护机制，通过贬低他人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和价值感。

二、StPd 症的危害

情绪反噬
- 沉浸在 StPd 情绪中，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让自己的情绪受到反噬。长期处于这种负面情绪中，会影响心理健康，甚至导致焦虑和抑郁。
人际关系受损
- StPd 情绪容易导致对他人产生过度的批评和指责，从而破坏人际关系。这种行为会让人失去朋友、合作伙伴，甚至影响到职业发展。
自我局限
- StPd 情绪背后往往隐藏着对自我的不满和不安全感。过度关注他人的“蠢”行为，会让人陷入自我设限的困境，无法看到自己的成长空间。

三、如何应对 StPd 症

建立心理边界
- 学会区分自己的行为和情绪责任，不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负责。遵循“关你屁事，关我屁事”的原则，避免过度操心他人的事务。
允许差异存在
- 接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缺口，允许他人的“蠢”行为自然发生。这样可以减少因他人行为引发的负面情绪，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自己。
避免情绪暴力
- StPd 情绪的扩大是一种情绪暴力，容易导致对弱者的霸凌。在交流中，尽量保持友善和尊重，避免恶语相向。
换位思考
- 尝试从他人的角度理解其行为动机，寻找其行为背后合理的地方。这样可以减少因误解而产生的负面情绪，甚至可能发现潜在的合作机会。
自我反思
- 定期进行自我反思，审视自己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蠢”行为。通过自我觉察，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情绪管理能力。

四、StPd 症的深层意义

认知与现实的落差
- StPd 症本质上是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剧烈落差。长期训练自己的思考和逻辑能力，习惯在高标准认知环境中运作的人，面对低效和混乱的行为时，会产生强烈的不适感。
自我价值的焦虑性维护
- 对于那些以聪明、清晰、有判断力为自我标签的人来说，遇到“蠢”行为时，会产生自我价值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的努力和成就被否定，从而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
对世界的控制欲
- StPd 症是人们对世界无法掌控的焦虑反应。希望一切有秩序、有逻辑，但现实的复杂和混乱让人感到无力。这种情绪背后是对秩序的渴望和对混乱的恐惧。
智慧的情绪调节
- 学会看见而不评判，建立认知边界感，做一个清醒但不锋利的人。通过每日的“认知耐力”练习，提升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 StPd 症带来的困扰。

结语

StPd 症并非一种病态，而是一种清醒者的阵痛。它反映了人们对高效、自律的追求，但也提醒我们，过度的执着会成为情绪的枷锁。通过建立心理边界、允许差异存在、避免情绪暴力、换位思考和自我反思，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从而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和温柔。

汉娜・阿伦特 | 平庸之恶

原创艾米丽在巴黎 angel 的空间 2024 年 07 月 20 日 10:29 陕西

百度词条：“平庸之恶” 英文为 The Banality of Evil，是一个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1960 年 5 月 23 日，以色列政府为针对前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的刑事诉讼拉开了序幕，几天前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绑架了他并将其带到海法。消息一出，举世瞩目。焦点倒不是对艾希曼实施抓捕并非法挟持的来龙去脉，真正的焦点是那位阿道夫・艾希曼。较之他在执行犹太问题的 “最终解决” 中实际所负的责任，国际舆论更加关注的是他本人。他的被捕终于使得幕后的黑暗有机会彻底重见天日，那幕布之后掩盖的是对五百多万犹太人民实施的流水作业式的谋杀。在战后针对纳粹灭绝体系之代表人物所进行的审判中，艾希曼审判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最受关注的一例。

1961 年 4 月 11 日，针对艾希曼的刑事诉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一个特殊审判庭拉开帷幕。审判持续了数月之久。1961 年 12 月 11 日，初审结果宣布；1962 年 5 月 29 日，上诉法庭宣布维持原判，检察机关递交的材料规模之广、提供的时间证人数量之大，令艾希曼审判成为纽伦堡审判以来最大的一次审判。

在莅临耶路撒冷的众多国际观察员当中，也包括汉娜・阿伦特。她受派于美国著名周刊《纽约客》。在为这场一拖再拖的审判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她本想撰写一篇文章，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五篇连载，后来又在 1963 年被扩展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书稿一经问世，《纽约客》上刊登的文章引发的国际争议才算正式如火如荼起来。

通过这场审判，汉娜・阿伦特接触到丰富的一手资料，使得她萌生这样一个念头：在报道之余，向原告对 “最终解决” 的阐释以及参与审判的机构所作的判决提出质疑，表达她的个人观点，从而探讨审判存在的理应批判的诸多问题。不过，这里并不是要对种族屠杀作系统介绍。三四十年前，一部融合了社会分析、新闻学、哲学反思、心理学、文学典故和逸事的杂糅体，在她最好的作品中遭遇了狂轰滥炸式的批评，而今，它依旧令人着迷，魅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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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奔赴耶路撒冷，这并非《纽约客》的主动行为，而是她自己的毛遂自荐。她是一位社会评论家、流亡者、一名见证人，也是一名幸存者。她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时写道，她从未见过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屠夫，参加这个审判，是她对过去应尽的责任。

作为犹太人，前复国主义者、曾经的德国人，她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负担，而写作有助于减轻她的负担。持续数十年的的战争和巴以之间的流血冲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就已经预先提出对隔都内犹太委员会的批判，抵制复国主义者同纳粹之间的货物转移协定。这一协定准许德国犹太人把部分冻结资产转移到巴勒斯坦，然而税率十分苛刻，最终导致全球犹太人抵制德国商品。对于复国主义者而言，移民到巴勒斯坦是重中之重，所以他们把这种暴力事件定义为 “硬币的另一面”。

到这个时候，阿伦特没什么耐心去应付所有的世界观了。她对巴勒斯坦的官方复国主义政策越来越失望，因为它不能同阿拉伯人取得暂时和解。她预见到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在以色列的蔓延。在当时，这些警告似乎跟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样具有挑衅性。她的论证既饱含道德根基又具备现实依据，她坚持认为以色列人必须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分权而治。回溯从前，我们会发现她的警告展现出重要的前瞻性。今天的读者，从各自的情况出发，会更乐于接受她的文章和这本关于艾希曼的书。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甫问世时，当然不是这番景象。大部分犹太读者和许多非犹太人都被激怒。友情也因此葬送。那之前不久，以色列大使成功说服加拿大犹太人人权同盟相信，对犹太复国主义或以色列的批评就是一种反犹主义。针对阿伦特这本书的某些公开抨击，语气强烈到毫无节制，令人瞠目。跟美国相比，以色列的反应倒更加复杂。这里的批判之音相对微弱，愤怒也少了些许，大概因为，初读此书时，阿伦特对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境内犹太社团领袖的批判，隐约契合了复国主义者对 “流散犹太人” 的一贯描述﹣﹣奴性的、被动的羔羊，对屠杀只有唯命是从。

一些批评阿伦特的人对自己以往的狂热态度已表现出了悔恨。当这样的道歉传来，阿伦特早已不在人世。**她从不恭顺于任何制度，不相信任何过于笼统的理论。如今，她对政治性罪恶之本质的天然敏感，可能会为她赢得比当年更多的热心听众。**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她无视传统的学问和学术范式，但她依然是一位振奋人心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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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结合了哲学与日常观察，其充满暗示性的文笔和讽刺挖苦的语气，不禁让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颗石子之所以能够激起千层浪，主要是因为阿伦特在书中，把艾希曼刻画成了一个老黄牛似的、“平庸的” 办公室罪犯。(“平庸” 一词实际上只在全书最后一页才出场，却潜在地贯穿整部作品。）艾希曼的平庸和乏味性格在开庭第一天就冲击着阿伦特。她将自己那种印象式的第一反应写进了给雅斯贝尔斯、麦卡锡、布吕歇的信里。她写道，他甚至都算不上凶恶（她用的是德语常见词 unheimlich ，有阴森恐怖之意，也可译作 “离奇的”)。他像一个 “巫师药汤里的鬼魂”；此外，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里直打喷嚏。

她本应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也不过如此。大多数失势的暴君和连环杀手看起来都一脸惨相、没有杀伤力，甚至可怜兮兮。想想萨达姆・侯赛因蓬头垢面地钻出洞穴时的那副样子吧。在这个初期阶段，她是否陷入了所谓以貌取人的泥潭？我们偶尔都会犯这样的错。阿伦特不仅对外表感兴趣，更对笔迹感兴趣。“面相学” 在她青年时代曾风靡德国知识界（对于如希特勒一样想当总理的人，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光看一眼就不寒而栗，我本人也仍让坚持以貌取人的看法！而阿伦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惊叹 “瞧瞧他的手啊！”)。然而庭审开始几天后，阿伦特有意识地不再拘泥于表面印象。在听到艾希曼的一次对诉后，她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他其实挺笨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笨。” 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寄出的私人信件，使我们可以追溯其思想逐步形成的轨迹。她仔细研读以色列警官阿夫纳・莱斯上校在庭审前对艾希曼做的三千页审讯笔录，并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 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成为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很空洞，内心是虚无的。

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 StPd 。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 ) —— 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 “正义” 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 “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 —— 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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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与这个时代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工作人员何其相似），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可见他的权衡利弊和判断能力并未丧失，就如同很多追求进步的官员一样，很多精致利己的受到高等教育的所谓人才一样，他们深知与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上司产生矛盾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 “平庸性” 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满地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说他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智囊实在是荒唐，竟从没人提出或讨论过：他根本就没有脑子。

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另一个原因来自该书对纳粹钦定的 “犹太委员会” 所作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之决策的工具。当然，以上两点都并不新鲜。盖尔索姆・肖勒姆在致阿伦特的一封公开信里指责她没有良心，而若是换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会视阿伦特的 “平庸的恶” 为廉价的口号。当魔鬼造访卡拉马佐夫时，他成了一个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在阿伦特之前已有人强调过，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魔头，人格的平庸同他们向世界发泄穷凶极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几乎每个参加过战后集体屠杀犯审判的人（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医生和药剂师），离席时都惴惴不安，因为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以色列法庭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过身体检查后，发现他是一个 “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暗示出正常与无比残忍并存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暗示粉碎了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且揭示出审判中的真正谜谜团。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样的口吻说过，法国纳粹头目皮埃尔・赖伐尔在战后接受审判时看似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就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垂头丧气的小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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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描述了艾希曼的心理和性格，扣住那个简单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洞见：大屠杀并不是基于体系森严、一手遮天的政治决策。那位被人们普遍看成灭绝欧洲犹太人之中枢刽子手的被告，结果被证明只是一个下级官僚，基本上没有开发出自己的自主性，也完全不具备人们强加给他的魔鬼性格和狂热的唯心主义。

检察机关完全无法想象，纳粹专政的灭绝机制竟然不是统一组织，相反，窝里斗的情形不断，且并无明确的决策过程。纳粹的灭绝体制趋向于在完全无外界刺激的条件下运转，并且把罪行变成了家常便饭，一旦有了这种习以为常，良知的呼唤就成了对牛弹琴，完全成了脱离道德层面的技术活。

阿伦特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在人格和道德层面具有平庸性，从而得出 “平庸的恶” 这一结论，并用作全书的副标题。她越清楚地意识到艾希曼在本质上只是纳粹灭绝机制里的一个零件，就越发确信之前观察的正确性，即艾希曼的犯罪性格首先来自个人身上一系列平庸的肇因。依靠从印象出发作推断的方法，她关于极权统治的研究已经发现了纳粹体制中重要的基本元素；随着此类研究规模的扩大，这些基本元素已经大白于天下。其中包括这样一个观察，即独裁者并非都像希特勒一般具有魔鬼的意志力，而是内在必然性引发的目标和采取的暴力造成形势发生特殊的升级，这个内在必然性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住 “纳粹运动” 的结构。于是她评论道，希特勒 “仅仅是运动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机器”。她犀利地宣称，极权制度就是要让江湖骗子和傻子替代天才和精英。

她曾经说，极权统治下有一种趋势，即通过口号教条和恐怖行径让所有民众团体严阵以待，让他们马上适应新的身份角色：不是刽子手就是受害者。她写道，该机制在于将恐怖不断升级，令人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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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整个庭审过程中，他的表现非常安静。安排车次、装载犹太人、一批一批的往载反复，他说，我是在做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让车次运行的快，让车次运行的有效率。他充满自豪的回顾，在这个岗位上，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他勤恳奉公，完成工作无可指摘。

他甚至宣称 “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 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 “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天呐！他怎么可以无视这个事实，无视他的装载量出众的车皮上，装载的，是无数条将要无辜死于种族屠杀的生命。他怎么可以无视，他视为 “只是一份工作” 的工作，有如此深远的道德破坏力！在极权制度下，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其结果，就是普通人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从而犯下无数突破道德底线的 “平庸之恶”！

被灌输的大多数

在当年的纳粹德国，这种平庸之恶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可能是警察、开门人、信息审查员等等，他们是一群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但是 StPd 、冷漠、不会思考、缺乏常识。在这一系列的作恶中，每个人都在不假思索地执行上级命令，盲目服从而不加思考，作恶而不自知，缺乏同理心，把伤害和暴力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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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阅读了一点相关资料，加上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将恶的现象作一些分析，只能算非学术性的社会实践探讨，如有不妥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欢迎留言探讨。

最广泛而普遍的平庸之恶源于被 “教唆” 的这部分群体，他们在长期的 “训导” 之下，进化出了痛的钝感并逐渐持有了平庸之恶的品质，他们的共性特点就是不思考，不爱动脑，甚至不爱动手，对于外界信息养成了被动接受的习惯，更多是看客的心态，很难明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最终导致了这个群体无法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困境之中勇敢做出是非善恶的抉择，他们很少主动带着恶念去害人，他们是雪崩时觉得自己无辜的众多雪花。比如 “别的国家也这样”、“哪里都有黑暗”、“多大点事，又不是不能活了” 类似的论调，把恶的普遍性存在和不可完全湮没的特性当成了为恶辩护的天然理由，无法独立思考和意志抉择，这就是平庸之恶的 “典范”。

如果说上一层级的恶是被动的无意识的恶，第二级的恶则是主动的无意识的恶，他们会思考，会判断，但是他们判断思考的第一要义是功利性的，是工具理性的、去道德化的，他们在长期的有意无意计算利益得失的自我训练中，培养出了精致利己主义，他们会目的明确去伤害他人，这种伤害有的是迅捷的、短期产生副作用的，有的是长期异化才能产生作用的，如果说第一层级的平庸之恶可以归属为助纣为虐的帮凶，这一分级的平庸之恶，已经可以归纳到凶之本凶。

可见，人类恒久的自我审视和判断是多么必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儒家对个人修养和道德自律非常重视；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亚里士多德称：道德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理论。康德认为，人类的行为必须基于道德律法，而不是基于个人利益。

泯灭了良知，失去了道德判断，屈从于群体、同化为体制，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十年文革如此，三年疫情防控期间匪夷所思对人的伤害莫不如此！面对平庸之恶，盲从等于支持；一味地忍让、妥协、沉默只会助长更多的平庸之恶。不要因为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也不要为了眼前的苟且而得意，更不要去嘲讽那些比自己勇敢的人。

只讲先入为主的立场而罔顾是非，罔顾信义，抛弃良知，拒绝判断，模糊善恶，只看利益，是面临族群信任危机的根源。只有我们每个个体能够主动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道德才能被重建，我们才能获得拥抱文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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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exasperated by stupidity：ExaStup 表示被愚-蠢行为弄得非常恼火。
stupidity [stjuːˈpɪdəti] StPd n. 愚-蠢，糊涂；愚-蠢想法，愚-蠢行为
blockhead [ˈblɒkhed] BloHea n. 木头人；笨-蛋；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