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阶-宏观.总体（一）货币、国民经济指标

27．货币的故事

当人类由原始的以物易物社会（barter economy）进步到使用货币之后，人类文明已经向前迈进一大步。南美洲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黄金博物馆中的数据显示，约在公元前1500年，当时南美洲就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当时，物物交换或交易的主要物品包括农产品、盐、宝石、可可叶、陶器及黄金饰品等。以物易物曾是重要的经济活动。现在我们试想一下，在以物易物的社会里，完成一件交易有多么不方便。

以物易物的年代

养牛人牵了头牛到市场，想换五斤米、三斤酒、两把菜，这看似简单的交易，执行起来可不容易。首先来想想，如何把这头牛先换成“准现金”吧！在各种可能兑换的安排中，把牛先换成米应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换了米之后再用米来换酒、换菜，应该是“找得开”吧！的确，这东西是找得开，但话又说回来，若真能把牛换成米，米量多又重，要把米运到东边卖酒的摊、西边卖菜的摊，去换完所要的东西，工程不小，一天下来究竟能做完几件生意，大有问题。若当天有人没载那么多米到市场，或是要靠两三个卖米的摊才能凑出等值的米时，那问题也很大，三个米农要如何分一头牛呢？谁要牛腿？谁要牛肚？谁要牛排？这可又有的谈了。若是能谈成，还算幸运，更有可能的是，当天谈不出个结果，养牛人只能悻悻然把牛牵回去，一天的工夫全白费了。其实对养牛人来说，损失可能不太大，只要下次再把牛牵去市集卖就可以了，但对那卖菜人来说，今天没换掉的菜，明天就会坏掉，所以损失着实不小。以上所谈的虽是想象中的情形，但它很可能是以前以物易物时代中经常发生的情境。

贝壳货币化解困境

以物易物的社会交易成本高，进步也慢，要如何突破困局？古人曾以贝壳作为货币，显示贝壳在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数量，但也不至于太多或是过少。此外，贝壳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好）东西，所以人们愿意以自己的作物换贝壳，因为人们知道，他们可以再以贝壳换其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此一来，贝壳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具有了货币的功能。

然而，以贝壳作为货币，毕竟有许多不确定的风险。首先，贝壳有供给上的不确定性，例如，若有人幸运发现一个庞大的贝壳沉积地，就可以一夕致富。所以，当时一定有人专心去找贝壳，就好比今日仍有人专职去淘金一般。此外，贝壳在价值上的不稳定性、在计价单位上的质量不一致性，也会造成以贝壳作为货币计价单位的困难。

从贝壳到金属货币

其实，贝壳在成为货币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与我们今日看到的货币，不论是美元、欧元、人民币等，都大同小异。

若贝壳不可靠，黄金如何呢？黄金虽美，但量太少，奇货可居，拿到黄金的人不会轻易拿出来换东西，所以难以普及。那总要有个东西替代吧？之后，我们看到金属货币（在中国主要是以铜为主）的出现。以政府的立场，如《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发现铜矿，一定收归国有，再由国家统一铸钱，如此不但能尽收天下财富，也能让市场有足够的流通货币，以进行交易，活络民生，这真是个一举数得的高明政策。

货币的出现是自然的，更是划时代的。其实在金属货币出现后，人民的智能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不少，理由为：其一，人民在计算上势必更为精准，不论是十进制还是十二进制的货币计算，对每个百姓来说，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情形就如同人在现代社会，人人都应具备上网以掌握信息的能力，故它其实已是种全民教育；其二，当人们从以物易物的社会进步到货币社会时，更具有抽象思考及抽象计算的能力，我相信这也是所谓民智大开的可能原因之一。

在金属货币的时代，有则真实的故事值得一提。《史记》第一百二十五卷《佞幸列传》中提到，汉文帝有天做了个梦，梦中他想登天，但怎么都上

不去。这时，有个戴黄帽子的船夫从后面推了他一把，把汉文帝推上了天。汉文帝醒来之后，四处派人去找这船夫，终于找到一个船夫，名叫邓通，文帝看了之后，确认邓通正是梦中推他上天的人，因此给予重赏。之后，有相士帮邓通看相，说他将来会因贫困冻饿而死，汉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于是就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邓通就有了铸币权，当时称此铸币为“邓氏钱”。

历史上说，邓通发了大财后，当然就更讨好汉文帝，有一次汉文帝长了疮，邓通亲自帮文帝吮脓，文帝大感高兴，于是就要太子（后来的汉景帝）也这么做，但当时太子面有难色，让文帝很不高兴，于是太子就对邓通怀恨于心。待太子（汉景帝）即位后，唆使别人检举邓通把蜀山的铜私运到国外去铸钱，于是汉景帝就收回铜山，之后邓通竟如相士所言，因贫困冻饿而死。这则真实的故事，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特许私人铸币且不受管制的例子。

金属货币到纸币

当货币由金属再进化到纸币时，代表一个更高度仰赖信任的制度的建立。从中国历史来看，纸币的出现是民间票号的杰作，而不是政府的产物。其实，纸币的出现正好彰显民间的智慧及能力。当时的政府最在意的就是能否收到税，一旦收到税金，以国家的力量运送及保护，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长途运送上的问题，所以根本没有发行纸币的需要及考虑。但在民间企业，生意往来常有大笔金额的移转，长途运送不仅风险很高，还得雇请镖局押镖，而纸币（如同今日见票即付的银行本票般）兼具隐蔽性与便利性，故得到市场很大的认同与反响。

在许多有关货币发展的故事中，最经典的应该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这句话。民国初年，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为了取信于民，于是以高纯度的白银铸造当时的银币，老百姓称为“袁大头”。袁大头的出现在当时叫好又叫座，推出后不久，就广为大家接受并且珍藏。但货币在市面上要有一定的流通量，方可应付市场交易的需要。于是，市场上就出现了取袁大头而代之的白银成分低的赝品袁大头。不久之后，真正的袁大头从市场上消失，而赝品袁大头到处充斥，应验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这句话应用得最妙之处，是我看到的一张小游艇照片，照片上的游艇名字竟然是“劣币号”。我

看了之后，深觉这游艇的主人一定是具备相当经济学知识的有钱人，他把心爱的游艇取名为“劣币号”，意在告诉海龙王，这小船不是什么高级游艇，不会是海龙王您老人家看得上眼、纳入珍藏的，因此请您不必考虑征收它，还是留给我继续使用吧！

28．货币的保卫战

货币的出现原只是为了解决一个经济区域内的交易问题，但是随着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产生贸易，不同货币之间也出现兑换的需求，以现代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汇率（exchange rates）。

中国古代的秦与六国

汇率其实存在已久。周朝之后，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秦及六国，各有自己的货币。作为相对独立的国家，本来就是各自做主，自己发行国家的法定货币。但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秦与其他六国之间的货币转换，到底存有什么汇率机制，历史上甚少着墨。很可能在当时，各国之间因各占地利之便，其贸易量十分有限，也或因在当时，各国之间的竞赛是以武力为主，因此，货币尚不具竞争角色。然而在当时，即便是有限度的贸易，仍需要决定汇率，若没有适当的汇兑机制，贸易会变得更为困难而萎缩。各国之间无法因贸易而增加彼此的经济利益，最后只能通过武力竞赛、攻城略地，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或许是当时政治与经济社会的写照。

及至秦灭六国，秦始皇除了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也统一了各国货币，发行国币“半两”，一直沿用到汉朝，这也是秦始皇名留史册的一件大事。及至中国近代，清朝政府多次战败，与列强签订不平等的割地赔款条约时，则多以中国当时的法定货币“白银”为计价单位。列强政府以赔款所得的白银劫取中国的物资，运回本国贩卖，自然在本国得到了很大的经济面挹注，厚增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从布雷顿森林会议到欧元问世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美等主要列强国家于1944年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小镇开始讨论战后的世界经济应如何重建。在当时，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力量已经式微，而美国因未真正受战争之害，且在当时不论是在军事、政治及经济上，都稳居主导地位，因此，就在该次44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中，顺理成章地取得战后全世界经济及贸易交易中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而这一地位的确认，也让美国享有近百年的全球经济主导优势。

其实在当时，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提出，重新建立一个国际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他称它为“bancor”，用以作为国际贸易的交易计价依据。然而，这个建议没有美国的支持，根本就没有被进一步考虑的可能，只能束之高阁。然而，这一构想却在约50年后的欧洲复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残破的欧洲，在美国的马歇尔援助计划下得以快速重建，欧洲各国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真正且长远地促进欧洲经济的重建，因此乃有组建欧盟的倡议。此外，欧洲各国也认真地考虑欧洲共同建立单一货币的可能性。经过多年的倡议及讨论，欧洲包括德、法、意等18个欧盟主要国家，1992年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中，决定以欧元作为共同货币，而不是以德国马克或法国法郎为欧洲的主要共同货币，自此开启欧洲经济的崭新一页。

欧元的设立，与凯恩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所倡议的bancor，有异曲同工之效。这就是为什么说凯恩斯的倡议在50年后的欧洲复活了。

欧元成立的条件

许多人对欧元寄予厚望。在欧元推出之前，欧洲的经济学家及财经专家预计，欧元要成功，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的经济一定要相当健全，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情形也不能相差太大，才不至于受某一欧元成员国拖累。因此，欧元推出之初，要求各欧盟成员国要在财政上严守纪律。然因这些纪律没能有效地贯彻，再加上当时希腊的政府财政报表作假，隐匿巨额的财政赤字，得以加入欧盟，日后爆发财务危机后，欧元国家才知受骗，然已是骑虎难下。欧元区各国一致要求希腊力行严格的财政节约政策，以大幅降低财政赤字。当欧洲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等五个国家相继出现财政危

机时，也都被要求力行财政节约政策，才能得到纾困，无一例外，两者的道理是相同的。

支撑欧元价值的力量是什么？当然是靠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实力，欧元价值才能维持不坠；欧元未来是否能维持它的价值，要看欧洲经济的表现。目前来说，欧洲的经济确实面临不小的挑战，主要的挑战之一就是欧洲人口的老龄化。

以上述欧洲国家而言，目前除爱尔兰以外，其他四国都已迈入人口老龄化，每个国家65岁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都已超过20%(1)；依联合国的估计数字，爱尔兰的高龄人口比例于2020年时已高达24.1%。展望未来，这个比例只会再提高。以当今的国际竞争态势，必须快速创新才能让国家竞争力维持不坠，实已对这些国家构成很大的压力与危机。但话又说回来，欧元区内的成员国能否放弃欧元，重回欧洲各国各自发行本国货币的老路呢？答案也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若欧洲各国要回到自己发行货币的老时代，在欧元区内就至少会有20种以上不同货币出现；若货品或劳务在欧洲内交易时，就会出现两两货币之间上万种排列组合，这必将带给欧洲国家间经济及交易上巨大的交易成本(2)，这对已经疲弱的欧洲经济来说，必是雪上加霜。因此，合理的预期是，欧元将会继续，不会瓦解，这是因为欧洲实在已经禁不起欧元瓦解的巨变。

美国印钞票以救经济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纾解经济困难的方式之一就是实施“货币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QE）”，大量印制美钞，再经由金融体系扩散至全世界，导致美元贬值及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及美国国债的清偿，同时也可刺激美国经济的复苏，真可说是一举数得。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的日本对美国大量出口，造成美国巨大的逆差压力，美国当时即借由《广场协议》（Plaza Accord）(3)让日元升值，从而种下日本泡沫经济的出现及泡沫破灭后“失落的数十年”的恶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后来，美国食髓知味，一再“以邻为壑”，推动宽松政策，大量印美钞，这可说是靠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余荫，当然这种情形势将招致反弹。

可能的反弹之一是，欧元在未来若能改革得当而能成为稳定的交易媒介，它也可能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货币发行准备，也将兼具部分的世界贸易交易媒介功能。在此情况下，若未来欧元也来个“宽松政策”，不定期地大量印发欧元，则美元的世界地位不但会受到挑战，欧元也会更具攻击性，成为欧洲调节经济形势、刺激出口的一项利器。

在亚洲，以人民币为首的经济中，约在2020年时，中国应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及至2040年时，人民币必将是许多国家货币发行的准备，也会是国际主要的交易媒介及计价单位之一。为此，一个美元独霸的世纪，可能会在2050年左右告一段落，届时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将会是世界贸易及经济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支柱。

29．国民所得的衡量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礼记·大学》

在一个经济社会里，百姓努力工作后，到底产生了多大的总产值，总得有个方法衡量，如此才能有个客观基础，以说明今年全体国民辛苦工作与努力，相较于去年，总收入或是总产值增加了多少。此外，我们也能客观比较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为什么甲国地小而人富，相对地，乙国地大却民贫。

计算国民所得

国民所得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年之中每个国民的产值总和，算出总数之后，再做其他合适的调整。在上述的加总过程中，我们得先确认，如何才能适切地衡量出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市场产值，之后再把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市场产值加总起来，如此才能合理计算出一年内、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之中，全体老百姓总的市场产值，而这个总生产值，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

沿袭上述说法，任何一名老百姓在一年之中的产值又该如何认定？以面包师傅来说，若是自己开店，他每月的营业收入中，扣去做面包的面粉、砂糖、牛奶等原料，以及每月烘焙面包的水电费、房租等必要的种种开销之后，每月最后他能放进自己口袋的钱，也就是自己所赚到的那份薪水，就是他这个月每天忙碌的市场产值。把全年12个月产值加总，就可算出年产值。同理，若我们再把社会上每个人的年产值加总起来后，就可计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这一年的GNP。

面包师傅的薪水收入当然有高也有低，高低取决于市场。更有甚者，若面包师傅能在世界面包大赛中打败全世界面包师傅高手，拿到世界冠军，之后他做的面包自然身价不同。然而，就一个地区总体而言，这是否一定会增加它的总GNP呢？答案却是不一定。因为如果社会大众多买这位世界冠军师傅的面包，而少买其他一般面包店的面包，一增一减的结果，或许只会有生产重分配的效果，对本地区GNP的增加可能没有帮助。相对地，若是这位世界冠军师傅的面包能卖给更多的海外游客，或是打开全球市场渠道，那么，他生意上的扩张，并不会减少本地其他面包店的生意，却能增加本地区的总GNP。当然，若该地区能吸引更多游客来买各家糕饼店的面包、凤梨酥，各家面包店师傅的产值都能再增加，自然就能使本地区的GNP快速增长。

所谓从“一粒沙看世界”，上述面包师傅的例子，就是一个由个人到地区总体具体而微的例证。社会上也有些行业，生产价值无法由市场直接衡量，如教师、公务员、消防队员等，这时以相关部门所支付的工资衡量即可。

GNP无法衡量的事物

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难免有盲点。例如，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中，百姓外食的比例很高，可能带动更多的餐饮及外卖，如此一来，一定能比家庭主妇上市场买菜回家自己做饭产出更多经济附加价值。到底是家庭主妇自己在家做晚餐，全家和乐融融共进晚餐比较幸福，还是全家大小各自在外吃完晚餐后，才回家直接看电视、睡觉比较幸福，这可能见仁见智。但若我们认为全家人一起吃妈妈亲手做的晚餐比较幸福，它虽然在GNP的计算上贡献较

小，但对应的幸福指数却会更高，而GNP的统计可能无法纳入这种幸福的价值。

以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来说，《礼记·礼运·大同》篇所描述的理想社会，GNP可能不高，因为那个路不拾遗的幸福社会，当然不需要那么多警察，也不需要那么多律师，但大家的幸福与快乐指数却可能很高。

GNP另一个被批评的地方是它无法适切评价优质环境的价值。这个问题的矛盾之处在于，好山好水是大自然，若没有发展观光旅游，就没有人赚到钱，换言之，就是对GNP无所贡献。人说“好山、好水、好无聊”，意思大抵相近。相对地，若环境被过度开发，甚至被破坏，这个过程中，的确有不少人赚到了钱，也能转换成GNP，但是被破坏的环境要恢复原状或进行清理时，也要再花钱，不是正好推升GNP吗？这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为此，也有人倡议推动“绿色国民所得账”，推计青山绿水背后隐含的经济价值。

GDP的组成

从GNP的概念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推展下去，再做一些观念上更精致化的修正。譬如，若以属地主义的概念，把所有附加价值的计算，只包括在国境内的本国人与外国人，而不包括本国人在国（境）外的附加价值的计算，如不包括企业在海外国家附加价值的计算时，这就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我们可把国民或非国民（如外籍务工者或外国经理人）在国内的消费支出（C），加上对国内投资的支出（I），加上政府支出（G），加上净出口（总出口值减总进口值，即X-M），即可算出国内生产总值。

上述经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及净出口所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一定会以不同的面貌转入每个国民的口袋。譬如，就受薪者而言，他所收到的就是工资（w）；以提供土地或是工厂设备的公司来说，它所收到的就是租金（r）；另就金融单位而言，它在放款给投资人时，所收到的就是利息收入（i）；就厂商而言，它所能赚到的是利润（π）；另就机器设备的制造商而言，他所收到的就是折旧，这是因为一台机器可能使用5年，5年之后就可能要换新，因此在这5年期间，每一年都要为5年后的汰旧换新做支出上的摊

提，而这份摊提就是厂商的折旧支出（d）；以及要付给政府除营利事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以外的其他间接税，如货物税、关税、印花税等（t）。依上述说明，它们的关系如下：

C+I+G+（X-M）=GDP=w+r+i+π+d+t

再者，若我们将GDP平减掉物价变动的因素后，再除以国家（地区）内的总人数时，即可得平均每人实质所得。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另把各国（地区）的居民所得再经过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调整后，另再公布每人的实质居民所得，IMF于2014年4月公布的相关统计数字(4)为：新加坡64583美元，美国53101美元，中国香港52721美元，英国37306美元，日本36899美元，韩国33189美元，中国大陆9844美元。

地下经济

最后，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国对何谓合法的经济活动或非法的经济活动的规定不同，造成各国在统计其国民所得上有显著的不同。在有些国家，色情表演及性交易是合法的经济活动（如荷兰的红灯区就是知名的观光景点；而日本的AV行业是合法经营的行业，也很发达）。因此，其色情交易就可名正言顺地被列入其国民所得的账户内，贡献于其服务业的附加价值中，也可以进入其薪资收入的统计里。但相对地，在上述行业尚未合法化的国家中，这些活动仍可能存在，但它不列在国民所得的正式统计中，是属于“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的范围。因此，相较这类活动已合法化的国家，它在国民所得的估算上是有明显低估的可能。相同的例子也会出现在博彩是否合法化、枪支及部分毒品（如大麻）是否合法化的问题上。

除此之外，城市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其居民有较多的活动是通过市场完成的，如居民的外食机会多，自己在家烹煮的机会少；或是在外喝咖啡、看电影的机会多，相对地，在家看电视的机会少等，都会造成其居民所得计算上的“优势”，从而更易提升其居民所得的统计了。

关于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是以1美元在世界各国中可购得的实物商品的比较来进行计算的。譬如，1美元买同样的吐司面包时，在不同的国家能买到的量（如一条）是不同的；而若以上千项的消费品做跨国的比较时，就更能持平且精准地反映各国物价与汇率的因素如何影响其国民所得的购买力高低。由于这一跨国调查工程颇大，故世界银行每六年公布一次调查结果。而一旦我们能掌握各国以美元计算的名目所得在其国内的实质购买力的高低后，我们再将各国的国民所得数据做实质上、购买力上的国际比较时，就会有较持平的比较基础了。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于1986年推出了简单版的购买力平价指数指标，它被称为“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它是以麦当劳在各国所卖的相同又有代表性的商品“巨无霸”汉堡的平均售价来比较各国的购买力平价的高低，或各国货币相对于美元是否有高估或低估的可能。依《经济学人》杂志的说明，在2014年1月，全美平均的“巨无霸”售价是每个4.62美元，同期在中国的平均售价是2.74美元，因此也可说明在此时，人民币是低估了约41%［－41%≈（2.74－4.62）/4.62］。

30．货币的乘数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的各部门都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譬如，汽车产业与上游的钢铁业两者间的关联是清楚的，但或许较少的人注意到，汽车产业其实与汽车旅馆业的发展也有很密切的关联。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福特汽车的福特T型车大卖，而其大卖的结果，竟意外地带动了美国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当人们开着车子到处跑时，就要找地方吃饭、找地方过夜、找地方加油、找地方兜风出游，等等。如此一来，就不知不觉地带动了一大串产业的发展，这些行业可能与汽车直接相关，但也可能没有直接关联，然凡此种种，它都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一员。其实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上述汽车产业、房地产产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关联。

乘数效应与边际消费倾向

如何把上述经济社会中彼此互依互存的关系做一个比较精准的计算与处理呢？其中可以介绍的一个观念就是“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乘数效应是指若有个人手上多了100元，当他把这100元花出去后，收到这100元的商家接着把其中的80元花在进货或是原料等的采购上，而供货的厂商拿到这80元的现金之后，又把其中的70元花去买他自己所需的原料，而原料供货商收到上述这70元的现金之后，又花了其中的50元去支付员工薪资，如此不断地钱滚钱，就会有活跃经济、刺激消费的效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国民所得也不断地被累积出来，这就是大千世界中的经济缩影。

在上述环节的变化中，可能每个环节的钱再被花出去的比率是不同的，如上述原来有100元花出去，而在下一手花了80元，再下一手花了70元，又再下一手花了50元，等等。我们可以把每一手可能再花出去的比率平均计算一下，计算结果的平均数是0.8，即表示每1元的支出，收到这钱的下一手，以及再下一手等，平均而言，它再被花出去的可能性是80%，这个花出去的80% （ 或 是 再 “ 消 费 ” ） 的 比 率 ， 就 被 称 为 “ 边 际 消 费 倾 向 （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而我们一旦能算出这边际消费倾向时，则这100元一而再，再而三转手的结果，它可能全部创造出来的总消费金额就是500元(5)。而若这边际消费率倾向由80%上升到90%时，它可能全部创造出来的总消费金额就上升到1000元。同理，若边际消费率倾向由80%下降到50%时，它对应的总消费金额就会随之下降到只有200元(6)。当然，1000元与200元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中的每个环节是否都有较高的花费倾向，若有，则钱滚钱的速度就快，否则，钱不能滚钱时，社会经济就会呈现停滞的情形，不但国民所得无法快速提升，失业问题也可能会变得严重起来。

边际储蓄倾向

相对于边际消费倾向来说，它所对应的观念就是边际储蓄倾向，它的计算方法就是1减去边际消费倾向。不过，在实务上，为方便计算，我们常以各国平均储蓄率来计算。相关的统计数字显示，以2012年为例，美国的平均储蓄率是16.54%，低于德国的24.19%，英国的平均储蓄率是10.86%，法国的是17.52%。相对而言，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较高，其中新加坡为

48.08%，韩国为34.60%，中国香港为26.80%；在亚洲各地之中，以中国（大陆）为最高，达到51.01%(7)。

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各国和地区在储蓄率上有很大的差距，当然这也与各国和地区社会安全制度是否完善及居民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联性。一般而言，在社会安全制度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居民的健康、医疗及养老等各项事务都由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因此，老百姓实无须未雨绸缪般地多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居民的储蓄率也就随之下降。再者，上述各种的社会福利开支其实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大体而言，社会福利好的国家，税金也会很高，政府也才有钱来支付这样一个“由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在高税金政策下，老百姓其实也没有太多税后的余钱可以另作储蓄。因此，福利好的国家，老百姓的储蓄率不会很高也是正常的。

不少福利制度不太健全的国家或地区会出现储蓄率相对偏高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在华人为主或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群体中，储蓄率是相对较高的，这与华人社会中强调家庭的观念及家族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家族的发展是长远的，是强调代代相承的。因此，上一代要给下一代留下好名声、好榜样，当然，若能留下田产或家产是更好的。就下一代来说，不但要继承上一代的功业以光门楣，更千万不能做个败家子把房产、田产给败光了，因此简朴之风一直是华人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如此一来，当然会造成社会上平均储蓄率高的结果。而今，在工业化的社会里，华人社会中的储蓄率仍居高不下，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存钱买房，将来好歹也可有些房产留给子孙，如此也算尽了为人父母的一些“责任”。

存钱买房是许多人一生中努力的重要目标之一，这种情形在华人社会中特别明显。因此，在华人社会里，其房屋的自有率通常会很高。而在高比例的房屋自有率之下，房价反而会居高不下，这是因为房子并非奢侈商品（luxury goods），而是正常商品（normal go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