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本世纪初国会投票决定与中国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时，美国制造商就做好了廉价商品开始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港口的准备。

然而，现实远超预期。从1999年到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几乎增长了两倍，而美国工厂由于工资水平较高且安全标准更为严格，无法与之竞争。接下来，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冲击”摧毁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给从密歇根州到密西西比州的社区都留下了持久的创伤。

对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来说，这些岗位的流失正是数十年错误贸易政策的活教材，他承诺，自己所推行的关税政策将有助于扭转这种损害。上周三，他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远超100%，尽管同时他也暂缓了对其他贸易伙伴征收的巨额关税。

试图让制造业工作岗位全面回到美国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多少经济学家的认可。更鲜有人相信关税能有效达成这一目标。

研究该议题的经济学家还指出，特朗普误解了“中国冲击”的本质。他们说，这场危机的真正教训并非关于贸易本身，而在于揭示了快速的经济变化对劳动者与社区带来的沉重代价。若是未能理解这一点，特朗普或将重蹈其声称要纠正的覆辙。

关于“中国冲击”，首先需要明白的是，本文开头的叙述几乎每一部分都是经过了简单化的概括。

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几十年里，制造业岗位在就业中的占比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左右开始，这种下降确实在加速了，尤其是在服装和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并非所有的下降都可以归咎于来自中国的竞争，或者更宽泛地说，并非都是美国的贸易政策所致。

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工厂能用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经济学家对各因素的权重存有争议，但无人否认：即便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也不可能维持2000年那样50万服装工人的规模。2016年首次提出“中国冲击”这个概念的研究论文也承认，在12年观察期内，中国进口仅占500万制造业岗位流失的一小部分。

“中国冲击”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是因为它造成的代价格外高昂——经济学家李嘉图早在19世纪初就认识到贸易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的道理。它的不同在于岗位流失的速度之快和集中程度之高。

短短几年内，严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社区经历了就业岗位的蒸发。2000年，北卡罗来纳州希科里市的家具行业雇佣了超过3.2万名员工，占当地私营部门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十年后这一数字锐减60%，而类似的毁灭性打击在多地上演。

标准的经济理论认为，受到这些岗位流失冲击的人群和地区应该能够相对迅速地适应。投资者本应廉价抢购那些被废弃的工厂和厂房，并为它们找到更具生产效益的用途。而失业的工人本应学习新技能，进入那些增长更快的行业，或迁徙至就业机会更多的地区。

但现实情况并未如此：新兴的高薪产业确实兴起，却并非出现在那些受制造业岗位流失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失业工人们不愿或无力迁徙寻找机会，只能留在社区艰难竞争寥寥无几的优质岗位，而这些岗位大多要求具备大学学历。

结果却是，他们进入了收入较低的服务性行业，薪资与之前在工厂的工作无法相提并论，或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男性的就业率断崖式下降，药物成瘾与早逝率激增。

因此，有关“中国冲击”的研究文献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变化本就艰难，骤变更是如此。

当产业更替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进行，工人与社区尚能渐进调整。地方政府可培育新产业，父母引导子女选择不同职业。但当全行业在短时间内崩溃时，这套渐进适应的机制便失效了。

“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戴维·奥托说道，他是最初那篇关于“中国冲击”论文的合著者之一，并且一直在继续研究这个课题。“这种调整不会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完成。”

尽管如此，“中国冲击”的影响是在数年时间里逐步显现的，特朗普却试图在数月内逆转乾坤。

他本月宣布的关税措施原本几乎会波及从美国几乎所有贸易伙伴进口的所有商品。尽管在投资者的压力下，他推迟了其中许多关税的实施，但保留下来的那些关税仍堪称美国几个世代以来最大的贸易政策转向。

如此巨大的冲击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包括对特朗普声称想要帮助的那些行业。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和家电制造商惠而浦等公司已经开始宣布裁员数千人。（惠而浦将裁员举措归因于需求疲软，而非关税，但调查显示，关税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已经抑制了消费者支出。）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马克·穆罗一直在研究制造业的衰退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他表示，如果特朗普坚持其政策，可能还会有更多裁员。

他说：“这可能会产生类似‘中国冲击’的影响，甚至可能更为严重。”

这次的冲击看起来会有所不同。在中国商品进口热潮中，输家高度集中，而赢家——实际上就是全体美国消费者——则分布广泛。而这一次，情况将恰恰相反。少数行业（比如钢铁制造业）会从中受益，而整体经济将承受代价。

就连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支持者也表示，分阶段逐步加征关税是更优选项，让企业有时间调整。保守派政策专家奥伦·卡斯一直是关税政策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他本月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这种一步到位的方式“没有必要，也不明智”。

卡斯写道：“让供应链陷入极度混乱，在相关企业来不及规避的情况下施加最重负担，只会导致成本激增而几乎无法带来任何好处。”

就在“中国冲击”留下的创伤似乎正在逐渐消退之际，特朗普却试图在贸易问题上让时间倒流。

那些曾因中国竞争或早期产业衰退而空心化的城市已开始吸引新兴产业和劳动力。位于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的普强研究所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近年来，那些受冲击地区的就业增长反而高于全球化早期阶段成为赢家的高科技中心。

该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蒂莫西·巴蒂克表示，这些地区取得这些进展并非得益于关税这样的广泛的国家政策，而是通过因地制宜的长期战略。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在医疗器械制造方面发展出了特色产业，宾夕法尼亚州的利哈伊谷则依托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了物流中心。

“要想真正振兴社区，需要长期投资于一个根据当地特点制定的战略，”蒂莫西·巴蒂克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每个地区都需要因地制宜。”

北卡罗来纳州希科里市因家具行业的没落遭受重创，但在工厂和纺织厂离开后，这个社区发现自己拥有过剩的水电资源。这令它得以吸引苹果公司的数据中心落户，后者也为一个微型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播下了种子。该社区还投资建设便利设施，以吸引年轻劳动力的到来：如今，许多旧厂房已被改造为餐馆、精酿啤酒厂和大开间办公空间。

“突然间，你有了很酷的公司、很棒的工作机会，城市本身的氛围也在发生变化，”卡托巴县经济发展公司总裁斯科特·米勒说。当地的失业率在“中国冲击”后的十多年里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今已稳定在基准线以下。

尽管如此，米勒表示，21世纪初的经历表明，一个社区在快速的经济变化面前是多么脆弱。许多当地企业可能会认同特朗普的观点，即经济需要承受短期的痛苦，以实现长期的振兴。但是——米勒说道，“我也能理解有些人会问，变化非得要来得这么快吗？”

像希科里这样的社区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从上一次巨大的贸易冲击中恢复过来。特朗普掀起的混乱会迫使他们再次经历这样的痛苦吗？

“我认为可能会有相似之处，”米勒说。“我们当初可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困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