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本世紀初國會投票決定與中國實現貿易關係正常化時，美國製造商就做好了廉價商品開始源源不斷湧入美國港口的準備。

然而，現實遠超預期。從1999年到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幾乎增長了兩倍，而美國工廠由於工資水平較高且安全標準更為嚴格，無法與之競爭。接下來，後來為人們所熟知的「中國衝擊」摧毀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給從密西根州到密西西比州的社區都留下了持久的創傷。

對川普總統及其支持者來說，這些崗位的流失正是數十年錯誤貿易政策的活教材，他承諾，自己所推行的關稅政策將有助於扭轉這種損害。上週三，他進一步提高了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遠超100%，儘管同時他也暫緩了對其他貿易夥伴徵收的巨額關稅。

試圖讓製造業工作崗位全面回到美國的想法並沒有得到多少經濟學家的認可。更鮮有人相信關稅能有效達成這一目標。

研究該議題的經濟學家還指出，川普誤解了「中國衝擊」的本質。他們說，這場危機的真正教訓並非關於貿易本身，而在於揭示了快速的經濟變化對勞動者與社區帶來的沉重代價。若是未能理解這一點，川普或將重蹈其聲稱要糾正的覆轍。

關於「中國衝擊」，首先需要明白的是，本文開頭的敘述幾乎每一部分都是經過了簡單化的概括。

在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的幾十年裡，製造業崗位在就業中的佔比一直在下降。從2000年左右開始，這種下降確實在加速了，尤其是在服裝和傢具製造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但並非所有的下降都可以歸咎於來自中國的競爭，或者更寬泛地說，並非都是美國的貿易政策所致。

技術進步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也就是工廠能用更少的工人生產更多的商品——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儘管經濟學家對各因素的權重存有爭議，但無人否認：即便中國沒有加入世貿組織，美國也不可能維持2000年那樣50萬服裝工人的規模。2016年首次提出「中國衝擊」這個概念的研究論文也承認，在12年觀察期內，中國進口僅佔500萬製造業崗位流失的一小部分。

「中國衝擊」的與眾不同之處並不是因為它造成的代價格外高昂——經濟學家李嘉圖早在19世紀初就認識到貿易中有贏家也有輸家的道理。它的不同在於崗位流失的速度之快和集中程度之高。

短短几年內，嚴重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社區經歷了就業崗位的蒸發。2000年，北卡羅萊納州希科裡市的家具行業僱傭了超過3.2萬名員工，占當地私營部門就業人數的五分之一；十年後這一數字銳減60%，而類似的毀滅性打擊在多地上演。

標準的經濟理論認為，受到這些崗位流失衝擊的人群和地區應該能夠相對迅速地適應。投資者本應廉價搶購那些被廢棄的工廠和廠房，並為它們找到更具生產效益的用途。而失業的工人本應學習新技能，進入那些增長更快的行業，或遷徙至就業機會更多的地區。

但現實情況並未如此：新興的高薪產業確實興起，卻並非出現在那些受製造業崗位流失衝擊最嚴重的地區。失業工人們不願或無力遷徙尋找機會，只能留在社區艱難競爭寥寥無幾的優質崗位，而這些崗位大多要求具備大學學歷。

結果卻是，他們進入了收入較低的服務性行業，薪資與之前在工廠的工作無法相提並論，或徹底退出勞動力市場。男性的就業率斷崖式下降，藥物成癮與早逝率激增。

因此，有關「中國衝擊」的研究文獻得出的核心結論是：變化本就艱難，驟變更是如此。

當產業更替在數十年的時間裡進行，工人與社區尚能漸進調整。地方政府可培育新產業，父母引導子女選擇不同職業。但當全行業在短時間內崩潰時，這套漸進適應的機制便失效了。

「勞動力市場的調整需要幾代人的時間，」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戴維·奧托說道，他是最初那篇關於「中國衝擊」論文的合著者之一，並且一直在繼續研究這個課題。「這種調整不會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完成。」

儘管如此，「中國衝擊」的影響是在數年時間裡逐步顯現的，川普卻試圖在數月內逆轉乾坤。

他本月宣布的關稅措施原本幾乎會波及從美國幾乎所有貿易夥伴進口的所有商品。儘管在投資者的壓力下，他推遲了其中許多關稅的實施，但保留下來的那些關稅仍堪稱美國幾個世代以來最大的貿易政策轉向。

如此巨大的衝擊可能會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包括對川普聲稱想要幫助的那些行業。汽車製造商斯特蘭蒂斯和家電製造商惠而浦等公司已經開始宣布裁員數千人。（惠而浦將裁員舉措歸因於需求疲軟，而非關稅，但調查顯示，關稅的不確定性及其影響已經抑制了消費者支出。）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馬克·穆羅一直在研究製造業的衰退對地方經濟的影響，他表示，如果川普堅持其政策，可能還會有更多裁員。

他說：「這可能會產生類似『中國衝擊』的影響，甚至可能更為嚴重。」

這次的衝擊看起來會有所不同。在中國商品進口熱潮中，輸家高度集中，而贏家——實際上就是全體美國消費者——則分布廣泛。而這一次，情況將恰恰相反。少數行業（比如鋼鐵製造業）會從中受益，而整體經濟將承受代價。

就連川普貿易政策的支持者也表示，分階段逐步加徵關稅是更優選項，讓企業有時間調整。保守派政策專家奧倫·卡斯一直是關稅政策最著名的倡導者之一，他本月在《紐約時報》撰文稱，這種一步到位的方式「沒有必要，也不明智」。

卡斯寫道：「讓供應鏈陷入極度混亂，在相關企業來不及規避的情況下施加最重負擔，只會導致成本激增而幾乎無法帶來任何好處。」

就在「中國衝擊」留下的創傷似乎正在逐漸消退之際，川普卻試圖在貿易問題上讓時間倒流。

那些曾因中國競爭或早期產業衰退而空心化的城市已開始吸引新興產業和勞動力。位於密西根州卡拉馬祖市的普強研究所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近年來，那些受衝擊地區的就業增長反而高於全球化早期階段成為贏家的高科技中心。

該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蒂莫西·巴蒂克表示，這些地區取得這些進展並非得益於關稅這樣的廣泛的國家政策，而是通過因地制宜的長期戰略。密西根州的大急流城在醫療器械製造方面發展出了特色產業，賓夕法尼亞州的利哈伊谷則依託地理位置優勢成為了物流中心。

「要想真正振興社區，需要長期投資於一個根據當地特點制定的戰略，」蒂莫西·巴蒂克說。「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案，每個地區都需要因地制宜。」

北卡羅萊納州希科裡市因家具行業的沒落遭受重創，但在工廠和紡織廠離開後，這個社區發現自己擁有過剩的水電資源。這令它得以吸引蘋果公司的數據中心落戶，後者也為一個微型高科技產業集群的形成播下了種子。該社區還投資建設便利設施，以吸引年輕勞動力的到來：如今，許多舊廠房已被改造為餐館、精釀啤酒廠和大開間辦公空間。

「突然間，你有了很酷的公司、很棒的工作機會，城市本身的氛圍也在發生變化，」卡托巴縣經濟發展公司總裁史考特·米勒說。當地的失業率在「中國衝擊」後的十多年裡一直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如今已穩定在基準線以下。

儘管如此，米勒表示，21世紀初的經歷表明，一個社區在快速的經濟變化面前是多麼脆弱。許多當地企業可能會認同川普的觀點，即經濟需要承受短期的痛苦，以實現長期的振興。但是——米勒說道，「我也能理解有些人會問，變化非得要來得這麼快嗎？」

像希科裡這樣的社區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從上一次巨大的貿易衝擊中恢復過來。川普掀起的混亂會迫使他們再次經歷這樣的痛苦嗎？

「我認為可能會有相似之處，」米勒說。「我們當初可是花了很長時間才擺脫困境的。」